緊緊圍繞黨的中心任務謀劃和部署改革，是我們黨領導改革開放的成功經驗。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緊緊圍繞中國式現代化這個主題，著力抓住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需要破解的重大體制機制問題謀劃改革。其中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是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要發揮牽引作用。 總臺焦點訪談欄目推出系列節目《高舉改革開放旗幟》，就經濟體制改革領域的熱點問題進行深入解讀。 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何意義重大？ 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須牽住“牛鼻子”。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以經濟體制改革為牽引”列入指導思想，“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成為“七個聚焦”之一，制定了“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時間表。著力實施關鍵性改革舉措，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重要制度保障。 在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陶玲看來，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保障。必須更好發揮市場機制作用，實現資源配置效率最優化和效益最大化。 財政部部長藍佛安則表示，聚焦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完善財政體制和稅收制度，推動加快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暢通國民經濟循環。 如何看待“兩個毫不動搖”？ 圍繞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這個核心問題，《決定》把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擺在突出位置，指出堅持和落實“兩個毫不動搖”，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 在深化國資國企改革，推動國有資本和國有企業做強做優做大的同時，《決定》還提出堅持致力于為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營造良好環境和提供更多機會的方針政策。 科技部部長陰和俊表示，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對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一視同仁，誰有能力干就讓誰干，支持有能力的企業牽頭承擔國家重大技術攻關任務，充分發揮企業“出題人”“答題人”“閱卷人”作用。 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體制機制如何協同發力？ 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決定》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方面，將“健全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體制機制”列為主要任務之一，將“健全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體制機制”單列一個章節。 《決定》提出“健全相關規則和政策，加快形成同新質生產力更相適應的生產關系，促進各類先進生產要素向發展新質生產力集聚，大幅提升全要素生產率”。 商務部部長王文濤認為，新質生產力的顯著特點是創新，需要擴大開放合作，營造開放創新生態。商務工作在新征程上的高水平對外開放就是要創造消費新場景，培育外貿新動能，擦亮“投資中國”品牌，讓中國大市場成為全球創新活動的“強磁場”。 財政部部長藍佛安表示，圍繞推動高質量發展這個首要任務，積極適應我國產業結構、商業模式、財富分配等變化，創新財稅制度，推動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塑造發展新動能新優勢。 如何看待《決定》把教育科技人才進行專章部署？ 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基礎性、戰略性支撐。《決定》把創新擺在突出位置，鮮明提出“統籌推進教育科技人才體制機制一體改革”，這是繼黨的二十大對教育、科技、人才進行專章部署后，又一項重大戰略部署。 科技部部長陰和俊表示，這次全會把“教育科技人才一體推進”進行專章部署，用的篇幅最長，擺在顯著位置，體現了黨中央對科技創新的高度重視和殷切期盼，顯示出科技創新引領發展還有巨大潛力。
當前，推動高質量發展面臨的突出問題依然是發展不平衡、不充分。比如，市場體系仍不健全，市場發育還不充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尚未完全理順，創新能力不適應高質量發展要求，產業體系整體大而不強、全而不精等。 這些問題歸結起來都是社會主要矛盾變化的反映，是發展中的問題，必須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從體制機制上推動解決。 科技部部長陰和俊表示，《決定》突出問題導向、目標導向，作出全面系統部署，為我們進一步深化科技體制改革指明了方向。科技部將認真貫徹落實三中全會部署要求，以改革促創新、以創新促發展。 如何深化財稅體制改革？ 科學的宏觀調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優勢的內在要求。 《決定》對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作出部署，明確提出“必須完善宏觀調控制度體系，統籌推進財稅、金融等重點領域改革，增強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圍繞深化財稅體制改革，《決定》從多個方面作出部署。 財政部部長藍佛安表示，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用較大篇幅對深化財稅體制改革作出部署。主要推進三個領域的改革—— 健全預算制度，大力推進財政科學管理，不折不扣落實黨政機關習慣過緊日子要求，強化國家重大戰略任務和基本民生財力保障，做到“小錢小氣、大錢大方”，把寶貴的財政資金用在發展緊要處、民生急需上。 健全稅收制度，優化稅制結構，促進高質量發展、社會公平、市場統一。 完善中央和地方財政關系，增加地方自主財力，更好調動兩個積極性。 如何完善中央和地方財政關系？ 完善中央和地方財政關系是改革的一項重點內容。《決定》提出“建立權責清晰、財力協調、區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財政關系”，明確“增加地方自主財力，拓展地方稅源”“推進消費稅征收環節后移并穩步下劃地方”“合理擴大地方政府專項債券支持范圍”“適當加強中央事權、提高中央財政支出比例”等一系列改革舉措。 財政部部長藍佛安表示，中央財政事權原則上通過中央本級安排支出，減少委托地方代行的中央財政事權。不得違規要求地方安排配套資金，確需委托地方行使事權的，通過專項轉移支付安排資金。
《決定》對金融體制改革作出系統部署有何深意？ 高水平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離不開高質量的金融體系。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關于金融體制改革的頂層設計，堅持目標導向和問題導向，著力破解制約金融高質量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提出了四方面系統性的金融改革舉措。 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陶玲表示，四方面的改革舉措，涵蓋了中央銀行、金融機構、金融市場、金融監管、金融風險防控、金融開放，體現了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處理好發展與規范、活力與秩序、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再次突出強調金融工作的兩大任務，一是服務實體經濟，作為金融工作的根本宗旨，二是防范化解金融風險，作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題。
城鄉融合發展 如何解決進城落戶農民的后顧之憂？ 城鄉融合發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必然要求。 《決定》提出“必須統籌新型工業化、新型城鎮化和鄉村全面振興，全面提高城鄉規劃、建設、治理融合水平，促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雙向流動，縮小城鄉差別，促進城鄉共同繁榮發展”。 中央財辦副主任、中央農辦副主任祝衛東表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不能“一邊是繁榮的城市、一邊是凋敝的農村”。全會以完善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來統攬農村改革，就是著眼把城市和鄉村作為一個整體，統籌設計，把“三農”工作擺到城鄉融合發展全局，通盤考慮。
城鄉融合發展，一頭在“城”，一頭在“鄉”，《決定》提出，要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如何解決進城落戶農民的后顧之憂，備受關注。 祝衛東表示，目前我國戶籍人口城鎮化率比常住人口城鎮化率低近18個百分點，涉及2.5億多人，其中絕大多數是在城鄉之間“兩棲”流動的農村人口。 《決定》提出，推行由常住地登記戶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務制度，讓進城農民在社會保險、住房保障、隨遷子女義務教育等方面，同遷入地戶籍人口享有同等權利，把該打開的“城門”真正打開，破除制約城市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當然，農民在城里沒有徹底扎根之前，要保護好他們的土地承包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收益分配權，探索自愿有償退出的辦法，消除他們的后顧之憂。 如何鞏固外資在華發展信心？ 開放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鮮明標識，《決定》就對外開放作了專門部署，明確提出“堅持以開放促改革，依托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在擴大國際合作中提升開放能力，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 深化外商投資和對外投資管理體制改革，是完善高水平對外開放體制機制的重要內容。 從落實全面取消制造業領域外資準入限制措施，到保障外資企業在多個方面的國民待遇，再到完善境外人員各項生活便利制度……《決定》提出的一系列改革舉措，無疑有助于鞏固外資在中國的發展信心。 商務部部長王文濤表示，我們將盡快落實制造業外資準入限制措施“清零”要求，合理縮減外資準入負面清單，推動電信、互聯網、醫療等領域有序擴大開放。我們還將營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依法保護外商投資權益。我們將做好負面清單的“減法”、優化營商環境的“加法”，讓外資企業安心、放心、有信心，讓“下一個中國”，還是中國。 來源：新聞聯播微信公眾號 |
